世界秩序大重构：文化如何影响制度与资产定价？| 十分吸引 世界秩序的重构，通常会让人先想到战争、制裁、地缘博弈。但还有一股力量更慢、更深、更少被讨论，却可能更持久，那就是文化。 文化决定了一个社会用什么方式建立信任，而信任决定了制度怎么运转，制度又决定了资源如何流动、资产如何定价。这条链条很长，但每一环都是真实的。
我们这期节目想做的，是把这条链条摊开来看一遍。从分析框架到历史案例，从信任结构的跨文化比较，到文化差异在资产定价里的具体体现，最后落到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在一个规则随时可能被重写的时代，我们怎么找到自己的锚点。
本文根据十分吸引播客第68期整理，内容涉及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不同文明的信任结构比较、文化折扣对资产定价的影响，以及在秩序重塑中寻找适应性策略。文中所有内容仅代表主播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欢迎在小宇宙、苹果播客、spotify、喜马拉雅、豆瓣、新浪微博、虎扑…平台订阅《十分吸引》—— 图片 文化如何作用于制度 制度如何影响定价？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群体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言行规矩和精神世界的总和。这个定义听起来很宽泛，但价值观、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都与资产估值定价直接相关。 文化如空气，看不见摸不着，需要借助更具体的东西才能把它具象化。最好的抓手是制度。
制度是文化影响人们行动的关键中介变量。文化传统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土壤，决定了正式制度的运行效率。用一个更直白的说法：规则写在纸上，但规则能不能真正运转，取决于人们心里信什么。
文化是长期变量，制度是中期变量，都影响着资产回报的久期，而文化通过制度发挥更明确的作用。这条传导链，在现实中留下了非常清晰的痕迹。
ESG：文化怎样一步步进入定价 ESG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文化如何一步步变成定价。它最初起源于文化理念和道德层面的规范，通过社会运动进入政策，政策推动制度改变，推动立法改变，最终影响资源配置和定价。
2006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成立，签约机构承诺将ESG纳入决策；截至2025年，签约机构超5000家，管理资产超30万亿美元。2010年后，美国SEC、欧盟、港交所陆续出台ESG披露规则。国内沪深北交易所也明确，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成份股必须单独披露ESG报告，且监管导向是先核心指数公司，再高污染行业，最终全覆盖。
但各国的ESG内容和标准差距很大。中国的ESG涉及环保更多；欧盟最为严格，要求披露ESG对财务的影响，也要披露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全链条覆盖；美国联邦侧重气候，社会和治理方向多为自愿，各州标准不一。
这正是文化土壤不同的体现。ESG看上去是一个全球传播的概念，但落地之后，每个地方长出来的树是不一样的。它能往多深扎根，取决于当地的文化土壤。
两个金融案例：不理解制度，就会定价错误 如果说ESG是文化影响定价的慢变量，那下面两个案例则要直接得多。
2009年到2013年，城投债在市场上被按照一般公司债的财务指标定价。海外回来的分析师用美国地方政府债的逻辑来看中国城投：平台没有现金流，信用风险极大，应该比同等财务质量的公司债溢价200个BP以上。当时重庆最好的平台，票面利率都在8.5到9厘。
但这个逻辑是错的，因为它把两套截然不同的制度混为一谈了。美国的联邦是地方让渡权力给联邦，自下而上建立，州政府有独立财政，经常破产；而中国权力是中央派出到地方，地方政府不是独立政府，地方的信用几乎就是国家信用。看明白这一点的本土机构，在那几年赚到了大钱。直到2014年，市场才慢慢接受城投的真实信用属性。
类似的误读也发生在另一个方向。某顶级美资投行的中国团队，承销兴业银行的债券。因为规模大，风控要回美国总部审批。美国首席风控官把它对标成美国的地方银行，而美国地方银行经常破产，项目于是被否掉了。他不理解，中国的股份制大行在整个信用体系里是什么位置，这本质上是制度认知的文化差异。
两个案例说明同一件事：用什么方式理解一个资产，取决于你用的是哪套文化下的制度框架。框架对了，机会就在那里；框架错了，机会看起来像风险。
文化信念是制度的微观基础 格雷夫：马格里布商人与热那亚商人 理论层面，阿夫纳·格雷夫把这件事说得最清楚。他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将文化定义为共同的预期和信念，并证明了文化信念是制度的微观基础。
他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中世纪前期各方面都领先于欧洲的穆斯林世界，最终却被欧洲超越？他选取了11世纪地中海最成功的两个商业群体来对比：马格里布商人，即活跃于北非和地中海的犹太商人，以及热那亚商人，即意大利商人。两个群体面临同一个商业难题：当商人在A城市组织货源时，如何把货运到其他城市并成功销售？关键是在外地选什么样的代理商，以及用什么机制防止代理商欺诈？
马格里布商人的解法，是只选同一族群的马格里布商人作为代理商，防范欺诈的机制是动用族群的社会网络。要是哪个马格里布商人骗了我，这个信息在群体中口口相传，最后没有人会跟这个有劣行的商人做生意，他将被排除出整个群体。多边声誉与多边惩罚，和中国的商帮文化有几分相似。
热那亚商人的解法截然不同。从12世纪开始，他们制定了一套广泛的契约登记和契约实施法律制度，建立永久性法院，制定合同法来调节商业纠纷。他们信奉个人主义，发展出一套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执行制度，一种可以向陌生人社会推广的、普遍主义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
两拨商人，面对同一个问题，想出了完全不同的解法。不是因为谁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骨子里信的东西不一样。集体主义文化导致人格化交易制度，个人主义文化导致非人格化交易制度。随着市场规模扩大，非人格化交易制度出现了更有效率的特征，这就是西方最终超越伊斯兰世界的原因之一。
但格雷夫的结论并不是某种制度更优越。他说的是：如果当时的环境需要防守而非扩张，集体主义的解法可能反而更优。文化碰巧适应了当时的环境，你就崛起了；碰巧不适应，就被困住了。普通人心里怎么想、信什么、期待别人怎么做，慢慢形成群体统一观念，约定俗成，最后变成法律、规则、交易模式、治理体系这些正式制度。文化在前，制度在后。
金观涛：文化底色决定制度走向 这个逻辑，在20世纪的中苏比较里可以看得更清楚。
金观涛在其历史研究中提出：中苏两国呈现出那么大的差别，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是文化差异。苏联和中国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东正教和儒家意识形态这两种文化底色分别被卷入，从而决定了制度的走向。
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成熟后，形成了具有儒学修身结构的观念系统。一旦革命乌托邦解体，中国的历史唯物论就可以迅速转化为科学主义之上的唯生产力论，走向实用主义，走向市场经济。而俄罗斯的改革，则走向了休克式制度重构：原有权威信念崩塌，西式自由信念快速涌入，信用的底层机制被打破，如何形成稳定均衡，至今仍是问号。
表面上两国都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但文化底色不同，同一套意识形态落地后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径。制度是文字，文化是语法，语法不同，同样的文字写出的是不同的句子。
青木昌彦：制度是博弈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 日本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研究中苏转型时同样发现：转型国家的制度走向，并非完全由顶层设计决定，而是社会大众长期沉淀的文化信念，倒逼制度收敛至符合群体预期的均衡状态。
中国的案例是渐进式制度演化均衡。依托传统文化中秩序稳定的共享信念，形成中央统筹加地方分权的渐进转型，制度变迁平滑，路径依赖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正是这种均衡的典型体现。俄罗斯则是另一个极端，直接跳跃式重构制度，形成动荡性更强的激进均衡。两条路，对应两种文化底色。
青木昌彦把这个逻辑提炼成一句话：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是文化信念和正式规则的综合体。制度不是外在强制规则，而是博弈参与人之间主观共享的稳定均衡信念，具备自我实施性。
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东亚市场经济并非西方市场制度的不完善版本，而是儒家文化嵌入下独立演化出的另一套稳定制度均衡，具备自身内生运行逻辑。东亚的均衡是关系型社会治理：非正式社群规范、人情网络、地方权威协调成为市场运行核心润滑剂，正式法律仅作为兜底补充。西方的均衡是法理型社会治理：全民共享法治至上信念，正式法律主导一切交易与社会行为，人情关系被严格限定在私人领域。两套均衡，都是稳定的，只是稳定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上。
信任结构
不同文化的制度均衡
从格雷夫到青木昌彦，核心都指向同一个东西：信任。
福山在信任一书中说得直接：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是决定其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高信任社会更容易形成大规模的企业组织，而低信任社会则只能形成家族企业。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不同的信任边界，进而决定了不同的制度形态。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文化圈，信任是怎么划边界的。
儒家社会：差序格局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中国社会结构像一个同心圆，圆心是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的就是那个身，就是我。信任随着血缘、地缘和人情的关系逐级递减，至亲宗族最高，同族同乡次之，师门同僚再次，熟人圈子再次，陌生人则极度不信任。
这种结构的核心特征，是没有普世平等信任。信任的基石是人情、名分、辈分、关系、宗族声誉，而非内心自律与普世规则。由此带来极致的高权力距离：顺从权威、服从长辈、服从体制是文化本能。社会骨架是宗族体系、礼法秩序和中央集权传统，强政权、弱民间自治，民众习惯自上而下的秩序管理，不习惯平等自发的横向联合，集体本位压倒个体本位，个体权利意识弱。
现实映射非常清晰：中国的企业高度家族化、圈层化，跨圈层大规模自发合作困难，办事讲关系和情面。中国不是西方市场加法治的均衡，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差序文化下的地方政府、关系、市场三重均衡，高度稳定。这套均衡自有其内生逻辑，不是西方市场制度的变体，而是另一套自洽的东西。
新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信任边界的不同划法 天主教主导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强调等级、权威和教会中介，权力距离显著偏高。信任主要局限于家庭和面对面的小圈子，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往往需要国家强制来背书。
新教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权威只来自圣经，人人可读经，人人可直接与上帝沟通，废除教会垄断中介，取消神职人员特殊等级，信徒身份层面完全平等，救赎依靠个人内心信仰，强调个人自律与内心良知。由此衍生出个人主义、平等自律和对陌生人的天然信任感。新教主导的德国、英国、北欧、美国，权力距离更低，崇尚平等，反对身份特权。德国的中小企业之所以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根源正在这里。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给出了一个可测量的指标：权力距离，指一个社会里，弱势阶层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件事的接受程度和容忍程度。天主教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比新教国家高很多，伊斯兰教国家更高，儒家社会同样极高。这个指数，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对信任边界的一个编码。
伊斯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伊斯兰教法禁止利息，对金融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兰社会的信任边界沿宗教划分：家庭内最高，同教次之，外人最低，非穆斯林多被视为外人，交易成本高。政教合一或分离并存，共同体强、家族强。逊尼派无教会等级，去中心化，平权倾向强；什叶派有大阿亚图拉等宗教权威，等级结构更明显。
日本：纵向集团主义 日本的信任结构是一个有意思的混合体。它叠加了神道教的天皇神裔信仰、儒教的忠孝伦理和武士道精神，等级分明，敬语、鞠躬、座次全是等级编码，权力距离极高。但它的信任逻辑，和同样高权力距离的儒家社会并不一样。
对内，也就是公司内部、长期伙伴、同行业熟人圈，日本的信任度接近新教：契约靠关系加长期承诺，甚至口头也算数。终身雇佣加年功序列，员工对公司绝对忠诚，公司对员工终身负责，非血缘组织凝聚力全球最强。财阀和大企业的供应商体系长期绑定，利润共享，风险共担，是真正的长期主义。
对外，无关系的陌生人、外国企业、一次性交易，信任度则极低，必须严格合同、担保、中介、长期磨合。
耻感文化是日本区别于其他高权力距离社会的关键。它不是内心的罪感，而是怕被集体排斥、丢脸、名誉受损。违约等于社会性死亡。由此发展出极为发达的征信、税务、法人记录体系，守规则是最高信用，不靠人情。这使得日本的大型企业集团能够建立在制度信用上，而不只是人情关系上。
印度：极端的圈层固化 印度是一个极端案例，值得单独说一说。权威来源于宗教经典加种姓秩序加长老祭司，三位一体不可挑战。信仰核心是宿命论加轮回解脱，现世苦是业报，安分守己来世更好。秩序来源于宗教伦理和种姓潜规则，法律常被无视。
结果是极高权力距离，极端圈层信任，对内抱团、对外猜忌，是最封闭、最等级化、最不信任陌生人的大型社会之一。商业上是关系大于规则、身份重于能力、人情优于契约，家族企业为主，所有权高度集中于高种姓家族。这套结构，使得大规模的跨阶层合作极为困难。
信任结构与金融制度 把这几种信任结构和金融制度对照来看，会非常清晰。
日本是主银行制度均衡。银行与企业长期深度绑定，持股加信贷双重监督，依靠长期关系信任完成资金配置，股市短期定价作用弱化。公司治理要求平衡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多元利益相关者，而非单一股东价值导向。交叉持股比例虽从1990年的60%降至2026年的25%，但主银行制与企业联盟的长期合作传统仍在。东证在2025年改革中强调市场应服务于企业成长，采用原则导向、软法路径，鼓励自愿努力；这和美国规则导向、硬法路径的文化传统形成根本性的对比。
美国是资本市场主导均衡。依托公开信息、股权交易、市场评级完成资金配置，依靠普世市场信念实现资本流动。
两套金融制度，对应两套信任文化。金融制度的选择并非单纯由经济效率决定，社会主流信任文化才是推动两类金融均衡长期锁定的核心非正式力量。
文化决定制度
还是制度决定文化
两种立场的交锋 这个问题，在制度经济学内部有一场没有终结的争论。
阿西莫格鲁，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代表制度决定论的极端立场：制度是决定国家贫富的根本原因，地理和文化只是次要因素，文化是制度的产物而非制度的原因。他通过比较南北韩和东西德这两个自然实验来证明：相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果。
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则把制度本身的来源追溯得更深：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颠覆技术决定论与地理决定论。他最具影响力的概念是路径依赖：历史选择会影响后续发展轨迹，制度变迁具有自我强化特征，低效制度可能因历史偶然事件而被长期锁定，难以逆转。
诺斯有一个数据非常有说服力。1600到1850年间，海洋运输实际成本下降约50%，其中90%源于制度创新，仅10%来自技术变革。船舶登记与保险制度降低风险，票据交换与信贷体系减少资金占用，港口专业化分工提升装卸效率，护航制度与海盗治理降低安全成本。即使在帆船时代，制度创新也实现了运输效率的革命性提升。
对比16到18世纪英国、荷兰与西班牙、法国也可以看到：英国产权保护形成正反馈良性循环；荷兰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以制度弥补了资源禀赋劣势，成为17世纪经济中心；西班牙王权专制，美洲白银流入引发恶性通胀，资源诅咒形成恶性循环；法国绝对君主制下产权保护不稳定，寻租盛行，阻碍长期投资。西欧崛起的关键，在于建立了有效保护产权、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而非地理优势或技术领先。
诺斯还发现，直接移植西方制度往往失败，因为正式规则与本土非正式约束不匹配；成功案例如韩国、台湾，都经历了制度本土化的适应过程。制度变迁必须考虑文化嵌入性，非正式约束的改变速度远慢于正式规则，这种速度差是改革失败的关键原因。
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标准答案 阿西莫格鲁说制度决定文化，青木昌彦和诺斯说文化决定制度，两种立场看似对立，其实并不矛盾。
南北韩和东西德的案例，是外部力量替这两个样本选择了制度，并非文化自身的选择。但制度朝哪个方向演化，最终还是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文化影响了制度选择的可能性空间，制度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塑造文化预期。两者是相互嵌套、共同演化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决定论。
这也是为什么把西方制度直接移植到另一套文化土壤里，往往长不出原来那果子。制度是文字，文化是语法，光有文字是不够的。
美国的文化正在发生什么 文化不是静止的，它在缓慢变化，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制度的稳定性。
根据斯坦福大学2026年AI指数报告，美国民众对AI整体呈低乐观、高焦虑、强不信任，与专家群体存在巨大认知鸿沟。仅10%美国人对AI普及感到兴奋多于担忧，50%以上明确更担忧。Z世代焦虑度最高：42%持续焦虑，充满希望的比例一年内从27%降至18%。受AI冲击行业中，22到25岁就业率下降16%，直接加剧不满。
这背后有更深的文化结构问题。美国社会在1895到2020年间经历了一条分裂、整合、再分裂的倒U型轨迹，本质是我与我们两种社会价值观的百年博弈。
镀金时代的极端个人主义，社会分裂、贫富差距悬殊、政治腐败。从大萧条到战后黄金时代，美国走向整合，我们的价值观崛起，经济平等、政治合作、社会凝聚力强。1970年代之后，社会再次分裂：个人主义回潮，贫富分化加剧，政治极化，社会信任度下降，社区纽带断裂，我的价值观重新主导。
进入社会分裂阶段后，选民价值观彻底二元对立，中产对政治彻底失望选择疏离避世，底层与极端群体走向对抗和意识形态极端化，理性中间力量持续缺位。选举变成群体对立、情绪煽动、敌我划分，政党为迎合基本盘不断向两端激进偏移，立场优先于是非对错。
在社会分化、阶层差距过大时，极端个人主义会加速社会从内部破碎。这不只是政治问题，也是制度稳定性的问题，最终会传导到资产定价。文化变化是慢变量，但它在变。
文化折扣
文化差异如何落地到资产定价
什么是文化折扣？ 前面说了这么多，现在回到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文化差异，在投资里是怎么体现的？
同一家公司，A股、港股、美股的价格经常不一样。以阿里巴巴为例，同一家公司，同一套财报，纽约和香港给出的价格却不一样。更有意思的是折溢价的变化，忽大忽小：每当中美关系出现积极信号，BABA的美股折扣就会收窄；每当关系趋紧、市场出现摘牌预期，折扣就会扩大。
明明财报一样，生意一样，为什么定价差这么多？流动性、监管、汇率这些技术因素没有错，但还不完整。藏在这些技术因素背后的，是文化折扣。
当一个投资者看不懂一家公司所在的文化土壤，比如它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家族控制在中国语境里代表什么，他可能仍旧会投资，但会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来补偿这种看不清楚的感觉。这种补偿，就是文化折扣。这个折扣不是固定的税率，它会随着文化距离的远近，实时波动。文化距离越远，折扣越大。
这和前面说的信任逻辑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文化决定信任边界，信任边界决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决定折扣率，折扣率最终体现在定价里。
沪港通：文化折扣的实时演绎 沪港通于2014年11月正式开通，深港通于2016年12月启动。这两个通道，让文化折扣在A股和港股之间变得可以实时观察。
北向资金，即外资进入A股，持股市值达到2.58万亿，占A股自由流通市值的5%，交易占6%。2017年外资快速布局A股核心资产，成为漂亮50行情的重要推手。2021年后进入双向波动阶段，2023、2024年出现明显下滑，持仓结构从消费、金融向科技、资源板块调整，边际定价权有所减弱。
南向资金，即内资进入港股，持股市值达到6.5万亿，占港股比例达13%，交易占比高达40%，成为非常重要的边际定价力量。
AH股溢价关系也在变化。目前A股平均溢价H股约20%，历史最高曾达60%，最低接近平价。但也有港股溢价的情形：澜起科技港股溢价A股50%到60%，宁德时代港股溢价20%到30%，恒瑞医药港股溢价7%。
两种资金的投资文化完全不同。内地资金景气度优先，政策敏感度高，追求相对收益，波动率偏好，也就是所谓股性，PEG为主，重视短期盈利增速。外资则是全球配置视角，盈利质量优先，追求绝对收益，关注ROE、现金流、全球竞争力、股息率、治理结构。这些差异来自于资金性质、考核机制、市场环境、信息结构和历史文化的不同，进而形成了投资哲学和投资文化的不同。
两套文化，两套定价体系，共存于同一片资本市场。这不是哪套更对的问题，是两套不同的信念系统在同一个场里博弈，折扣和溢价，是博弈结果的价格表达。
适应性策略
在不确定性中找到锚点
旧秩序失效、新秩序未成，我们正处在两种秩序之间的空档期。不确定性是常态，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中国之前是加入美国组织的世界秩序，现在的出海环境很复杂，甚至要组建自己的新秩序。但资本市场还没有给出相应的定价：出海的企业给不给久期估值，目前没给；人民币国际化给不给海外银行业务的估值，目前也没给。市场对出海企业的定价，基本还是出口赚钱的短久期模式，因为市场还不相信中国能够组建出自己的一套新秩序。这个定价空白，背后就是文化折扣在起作用，是还没有被认可的信任。
面对这种局面，有几个方向值得关注。
多关注制度安排的变化。制度变化关乎经济和金融结构，也就和资产价值直接相关。大家经常说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广义的制度经济学是更深刻的视角，它研究制度转型、权力与阶层、企业市场和产权制度，并把文化和历史纳入制度内生起源。从这个视角看问题，会比只看政策表面更有穿透力。
如果还想更深刻一点，可以读一些人类学的著作。马塞尔·莫斯的《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和中国人类学家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对比来看很有意思。
一个宏观视角，一个微观视角，都在说礼物交换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兼具经济与文化双重属性。理解了这件事，才能更好地理解随礼、聘礼这些日常行为背后的逻辑，才能理解中国社会里很多看似低效的制度安排，其实自有其文化功能。
落到个体层面，在一个规则随时可能被重写的时代，不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需要因地制宜。我们能掌握的适应性线索，首先需要拥抱具体的生活，体会文化、观察制度，然后才能抽象出概念。千万别倒过来，靠着纯粹的理想概念去寻找具体的生活，那会对生活绝望，也会失去适应性。
你的工作、学习、爱情，都不只是工作、学习、爱情这些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任务、体验和人。概念只是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种压缩方式，而压缩方式和维度有千万种，重要的是解决实际的问题。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时，对媒体上和别人嘴里的概念特别感兴趣，看了大量书，然后反而更困惑了，因为概念和体验很不一致，很难实践。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后，往往回头想起了那本书，才恍然大悟，才理解那本书真正在说什么。那不是书在告诉我们什么知识，而是书上的某句话、某个符号点亮了我的体验，让我能把那些纷繁复杂的具体体验压缩到那个概念中去了。反向是不行的，从概念凭空演化出体验，这条路走不通。
抽象合适的概念，把信息进行压缩，是一种智慧。用AI的语言说：高维数据会凝结在低维流形上，但它不是唯一的压缩方案。所以需要开放头脑，让自己成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大的系统，有结构，有多样性，能够包容多个子系统，然后去实践、反馈、修正，等待并抓住那个涌现秩序的瞬间。
大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回到你每天的选择里：你怎么工作，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配置你手里的资产。
秩序在变，但你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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